公元1723年10月，距离雍正继位还不满一年，青海地区蒙古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挑动叛乱，还与塔尔寺、郭隆寺的喇嘛势力勾结在一起。这还不算完，盘踞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蠢蠢欲动，时刻有东进的打算，西南地区也不怎么安定。边疆局势万分危急，极可能会威胁到雍正皇位的稳固。而在这种情况下，陕甘总督年羹尧被加封抚远大将军，仅半个多月时间便粉碎了罗卜藏丹津统领下的叛军对青海西宁卫的进攻。
次年二月，由年羹尧亲自操盘，奋威将军岳钟琪打头阵，五千清军轻骑兵突袭罗卜藏丹津在柴达木盆地的大本营，一击得手。经此一战，罗卜藏丹津主力不复存在，而年羹尧与岳钟琪也凭此战震慑了西北地区其他潜在的反对势力。
这场战争有多重要呢？雍正皇帝听闻战报后，竟然情不自禁地对年羹尧以恩人相称，言语中颇多暧昧，令人不觉咋舌——
这简直不太像九五之尊的皇帝能说出来的话，但雍正这样“失态”，并非矫揉造作，而是因为年羹尧在青海战场速战速决，不但避免了更大的军事消耗，也为雍正之后开展对政敌的打击和推行摊丁入亩等新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也是雍正帝会“反应过度”的根本原因。
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知道，雍正帝把年羹尧捧得太高，给这段君臣关系的崩盘埋下祸根。年羹尧一开始还懂得些收敛之道，但时间久了也变得飘飘然起来，不仅广树党羽，还对雍正的一些安排公然提出质疑。此后，雍正帝痛斥年羹尧不知感恩，罗织罪状，最终将其打入无底深渊。而这态度的变化，仅仅才用了一年左右时间。
年羹尧死了，西北战场的局势也悄然发生了改变。雍正五年（1727），清廷得知他们的死对头、准噶尔部的首脑人物策妄阿拉布坦病逝，由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任。所谓“主少国疑”，雍正帝认为此时正是大举进兵的好机会。为了打赢此战，雍正帝几乎掏空了刚积蓄起来的家底，并相继推出勋贵傅尔丹与猛将岳钟琪领兵，以彻底消灭准噶尔部这个清王朝的心头大患。
然而，天不遂人愿，雍正帝对西北的第二次大举用兵不但没能像年羹尧担任抚远大将军时候那样速战速决，甚至连胜利都异常渺茫。到最后，岳钟琪统率的南路军行动迟缓，始终不能对准噶尔部侧翼形成有力威胁，而由傅尔丹亲自挂帅的北路军不但未能击败准噶尔部的主力，反而被对方在和通泊诱歼近万人。
更要命的是，傅尔丹面对准噶尔部的突袭调度失措，连喀尔喀蒙古的友军都没能庇护到，纵其营地被劫掠，还险些动摇了清王朝的满蒙联姻。
梳理了半天事情的脉络，我们不由得怀疑，清雍正朝总共加起来才十三年时间，从年羹尧主政西北到傅尔丹远征准噶尔部，中间也才过去五六年时间，为什么两次战争结果差距这么大？傅尔丹的失败是否能够证明雍正皇帝杀年羹尧是个错误呢？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了年羹尧，雍正帝镇不住西北了？
诚然，雍正帝继位初期，八爷党和十四阿哥允禵的支持者在朝堂内外颇有势力，何况十四阿哥允禵出兵西藏驱逐准噶尔部时，还打了个大胜仗，如果雍正帝继位后对西北用兵出现差池，将会引发政治上的巨大风波。因此雍正帝当时顶着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如果细查当时的战场局势，尤其是再和傅尔丹远征的时候相比，我们会发现，年羹尧要打赢战争，显然比傅尔丹要轻松许多。
一方面，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主要是在青海地区，而非清廷当时控制不够有力的天山南北。在康熙朝中期，青海的漠西蒙古部落就已大部分归顺清廷。清王朝在此派军屯垦，使得其对青海的控制远比对新疆有力得多。这是年羹尧能够迅速击败罗卜藏丹津叛军的现实基础。
另一方面，则与罗卜藏丹津叛乱的主要原因有关，他曾经参与十四阿哥允禵率军收复西藏拉萨等地区的军事行动，但战争结束后，他的势力没有获准渗透到西藏地区。因此，他对清廷怀恨在心，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罗卜藏丹津选择发动叛乱。可是除了他之外，大部分青海的蒙古王公仍然选择同清廷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拒绝与其为伍。而雍正帝第二次用兵西北，直接打击的敌人是盘踞内亚已久的准噶尔部。当时的准噶尔部内部较为团结，多“效死之士”，可能还得到了沙俄外援。因此，傅尔丹面对的敌人显然比年羹尧要解决的敌人情况复杂得多。后者本质上属于机动防御，而前者则是深入敌穴的远程攻势。当然，这也不是说罗卜藏丹津反叛就不堪一击，而是说年羹尧讨平叛乱的有利条件比傅尔丹要充裕些。
分析完战场形势，咱们就得接着分析雍正帝对两次战争的支持力度——这也间接导致了不同的战争结局。讨伐罗卜藏丹津叛乱的时候，雍正帝在选将上曾经有些犹豫，因为年羹尧虽然是大学士明珠的孙女婿，但毕竟是汉军旗人，处于政治集团的边缘，一般情况下是轮不到他来担当主帅的。可是对雍正而言，当时除了年羹尧外，十四阿哥允禵是自己皇位的觊觎者，自然不可能让他再回西北去带兵打仗，而曾经作为允禵副帅的延信虽然是地地道道的满人八旗子弟，可延信与八爷党交好，对雍正来说并不可靠。至于岳钟琪，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四川提督，资历浅薄，更不可能让他来统领数万满汉蒙大军。因此，支持年羹尧是当时的最优解，不过也颇有些不得已而为之。
但即便如此，雍正帝对年羹尧仍然缺乏信心，时刻想干预掣肘。在这个问题上，十三阿哥允祥（怡亲王）就站出来为年羹尧周旋，建议雍正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允祥因其在朝政中的重要作用，被戏称为“常务副皇帝”，而雍正帝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见解和建议。在允祥的劝解下，雍正帝最终决定给予年羹尧更大的行动自由，使他能够在西北战场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此后年羹尧和岳钟琪主张以轻骑兵突袭柴达木盆地，也得到了怡亲王的肯定。
无论如何，虽然当时清廷在物资供应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但雍正帝对年羹尧的信任和授权是坚定不移的。这一系列的决策和支持，为年羹尧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是费英东（清初开国名将）之后，妥妥的功勋贵胄，但是这不代表他打仗能力也很突出。
傅尔丹到前线领兵后，一开始有些自负，竟然只率领一万人就去追击准噶尔部的小股部队，结果在和通泊被对方两万优势兵力包围，损失巨大。等到傅尔丹返回自己在科布多的大本营后，原先的自负便转化为自卑与恐惧。
雍正帝得知此事后也很吃惊，连发几道密折，指示他不要轻举妄动。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古皇帝直接干预战场指挥本来就有些隔靴搔痒，难以奏效。但傅尔丹不一样，他不但没有反驳或者选择性听命，而是直接唯雍正帝命令是从，完全丧失了主动权。
雍正十年七月二十日命查郎阿署宁远大将军敕谕，此敕谕，即雍正帝任命查郎阿接替岳钟琪代理宁远大将军，继续征讨噶尔丹策凌。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说完北路军统帅傅尔丹，再来说南路军的统领岳钟琪。岳钟琪这个人投身军旅数年，战场经验丰富，这没得说。但是岳钟琪没有赶上“好时候”，这不仅影响了雍正帝对他的信任，也限制了他在军事上的发挥。原因有三点：
首先，岳钟琪之前曾经深度参与“倒年”的政治活动。雍正帝好不容易下决心打倒了曾经的大功臣年羹尧，自然不希望会有第二个年羹尧出现，所以对继任年羹尧陕甘总督职位的岳钟琪，是有防范的。岳钟琪对此也心里有数，此时君臣之间已经有了隔阂。
其次，岳钟琪和傅尔丹配合进军前夕，正赶上失意文人曾静和张熙师徒给自己投递书信，信中大肆宣传华夷之辨，要求岳钟琪看在自己是岳飞后裔的份上，主动肩负起反清的使命。岳钟琪自然不可能抛弃自己的禄位，于是果断将这对“神神叨叨”的师徒出卖。雍正帝知道岳钟琪举报有功，但不代表他相信岳钟琪没有这种想法。而岳钟琪也深知自己处境微妙，为了洗脱嫌疑，即使他内心反对大举用兵，也不得不支持雍正帝远征准噶尔部。
最后，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雍正朝后期拔擢了多个新贵，如鄂尔泰与张广泗等。鄂尔泰虽然在军事上经验不多，却对人事安排颇为苛刻，常常摆出一副自己深谙其道的姿态。岳钟琪因担心雍正责罚，在进兵上畏首畏尾，鄂尔泰便当即指责他延误军机，要求雍正重罚。而雍正帝此时正为北路军进兵不利的事情上火，当即听信鄂尔泰的奏报，先将岳钟琪手中的兵权抽离，然后再判处监侯待决。
由此可见，对于前线将帅而言，他们最需要的也许不是什么军队和物资的全力供应，而是皇帝给予的充分信任。年羹尧很幸运，得以在西北战场大显身手。而岳钟琪却是如履薄冰，始终活在年羹尧之死的阴影下，最后还弄巧成拙，空负了一身才干。
说完了客观条件，最后咱们还得谈一谈个人能力对战局的影响。和傅尔丹与岳钟琪相比，年羹尧的统帅能力无疑是很突出的。不能因为年羹尧后来功高震主，专横跋扈得罪了很多清朝官员，就去否定他的实际能力。早在年羹尧还在四川任职的时候，他就懂得在军事镇压之外，从政治上团结当地的土司贵族，深谙怀柔之道。
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后，年羹尧首先做的不是加强西宁城的防御，而是防止叛乱的外溢。当叛军逼近西宁城郊的时候，年羹尧以大将军富宁安镇守吐鲁番，切断了准噶尔部与青海叛乱者的联系；又以四川兵守卫康定地区的里塘、巴塘等军事要隘，防止西南地区出现乱子；之后，年羹尧还在甘肃兰州和酒泉等地方部署重兵，切断了叛军北窜的通道。等到这一切部署妥当，罗卜藏丹津的叛军被彻底孤立，他才缓慢收网，将其一网打尽。这种临危不乱与统筹全局的能力，显然是超乎常人的。
罗卜藏丹津进扰西宁的活动被粉碎后，年羹尧原先计划等到天气转暖再以大军突袭柴达木盆地的叛军老营，但是部下岳钟琪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应该趁热打铁，以轻骑兵突袭敌军，防止叛乱死灰复燃。面对下属的不同意见，年羹尧没有直接打压否定，而是思考后接受，并主动去向雍正帝和十三爷报备，请求允许。这也反映出年羹尧充分具备为帅的品质。在处理青海叛乱上，年羹尧固然比傅尔丹等人拥有更多优势，但是他的帅才在平定叛乱中起到的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反过来再看傅尔丹与岳钟琪。傅尔丹就不用多说了，此人在京师过惯了优渥的生活，他能够被雍正放到北路军统帅的位子上，靠的主要是血统和门第。而岳钟琪在雍正帝的猜忌之下，行事变得唯唯诺诺，自我设限。当其副手纪成斌提议惩处表现不佳的八旗子弟时，岳钟琪未能公正处理，反而对那些畏战的贵族采取了迁就态度，这使得他们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反过来诬陷岳钟琪延误军机。尽管岳钟琪具备一定的才能，在年羹尧的领导下也曾展现出一定的胆识，但他在驾驭部下方面缺乏年羹尧的灵活与果断，终究只能做一名将领，与统帅还有一段距离。
乾隆五年十二月初八日正红旗满洲都统头甲喇佐领兆发给随印笔帖式常安等买得年羹尧入官土地执照，此执照记载了年羹尧没入官府土地的转让过程。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说了这么多，最后总结一下，没有了年羹尧，雍正帝在驾驭西北战局上确实非常吃力。或许是年羹尧之前在平叛战争上表现出色，导致雍正帝低估了西北战场的复杂性，而年羹尧的死不但让他的继任者不敢再去展现能力，随机应变，也让雍正帝本人将政治摆到了军事前面，过度以忠诚为第一标准考察前线的将领：傅尔丹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不仅没有被处罚，反而平稳落地，而岳钟琪虽然没什么突出战功，但仅仅因为鄂尔泰等人几句话就险些丢了性命。因此，年羹尧的陨落虽然不是雍正朝西北战局急剧恶化的决定性因素，但也是重要变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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